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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这样经营首都圈,而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

楼主:紫雪斋文化互助公益平台 时间:2020-06-30 16:09:44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京兆地方与直隶省

✪ 傅林祥/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导读]不久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发布,提出“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事实上,中国古代也同样面临首都规划的问题。由于首都及首都圈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各个王朝除了在军事、经济上予以特别重视外,在行政区划设置和管理体制上也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傅林祥先生分析了其中的来龙去脉,并揭示了直隶地区行省化的历史过程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我们今天所说的首都圈,古代相关的称呼很多,有王畿、帝畿、畿内、畿甸、京畿等等。古人对首都和首都圈非常重视:“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京师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京师之辅也”;“畿甸者,天下根本之地”;“京畿者,天下之根本”。由于首都及首都圈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各个王朝除了在军事、经济上重视外,在行政区划设置和管理体制上也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到了清代,更有将直隶地区行省化的一个过程。


古代首都圈的政区设置特点


古代首都圈的政区设置大体上说有四个特点。


一是实行行政区划层面的特殊制度。包括两个方面,即首都圈的行政区划通名与其他地方不同,职官制度也不一样。古人认为:“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自治。”多个朝代在政区通名层面对首都圈进行特别的命名。


秦朝在全国施行郡县制,两汉为郡国制。秦朝将首都咸阳附近的地区称之为内史,西汉改置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官制也不一样。唐代全国实行的是州县制或郡县制。唐玄宗登基后,改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


据《唐六典》记载,京兆、河南、太原三府置有府牧(从二品)、尹(从三品)、少尹(从四品下),品级分别与在外的大都督府都督、长史、司马相同,在外各州设刺史(按州的等级,分别为从三品、正四品上、正四品下)、别驾、长史、司马等官缺。京畿各府的官员品级明显要比各州高。唐玄宗将首都圈政区命名为府,这一制度为以后多个朝代所继承。


唐代

(选自谭其骧主编《历史地理图集》)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朝代实行双都城制或多都城制,首都以外的都城虽然也实行特殊名称,但职官有可能是低配。如东汉以河南郡为都城,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即西汉的首都圈)为陵庙所在,因而“不改其号,但減其秩”(《续汉书·百官志》)。


二是首都圈的政区通名与其他地区相同,但是实行特殊的职官制度。


有的朝代,将全国的高层政区或统县政区统一为同一个通名,首都圈的政区表面上没有什么特殊,但是它的职官制度有些特别。


东汉时,以河南郡为都城,行政长官为河南尹,其他各郡的长官为太守。京都西、北、东三面的弘农、河东、河内三郡,也是置尹。这是尊崇京都和京都附近各郡的举措。东汉后期,逐渐形成州郡县三级制,此后曹魏和西晋均以司州为首都圈,司州与其他各州一样实行州制。但是,西晋司州的行政长官为司隶校尉,其他各州为刺史。


隋朝,对京畿地区先是在开皇三年(583)置雍州,设有州牧(从二品)、别驾(从四品)等官,佐史共达五百二十四人。同时期的其他各州设有刺史(按州的等级,分别为正三品、从三品、正四品不等)、长史(正五品)等,其中上州佐史为三百二十三人。显然,雍州主要官员的官衔与其他各州不同,品级要高,官吏的总数也多。大业三年(607)改州为郡,雍州改为京兆郡,设有京兆尹、京兆丞等官员,佐史降到了二百四十四人,其他各郡设有太守、丞、尉等官,各郡佐史总数相应降到一百四十六人。


从宋朝开始,以府相称的政区逐渐增多,京府与其他府的差异,只能通过职官制度进行区别。北宋以开封府为首都,设有府牧一人,从三品;尹一人,从三品;少尹二人,从四品下。但这些都是荣誉性职位,并不常置。实际上的开封府行政长官为权知开封府事。普通的府仅置知府、通判等官缺。


明代首都顺天府设府尹(正三品)、府丞(正四品)、治中(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推官(从六品)等,普通府设知府(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推官(正七品)。清代仍以北京为首都,顺天府、普通府的官缺设置基本同明代,仅仅裁掉了推官。清代又特别重视京师的管理,从乾隆年间开始,钦派部院大臣兼管府尹事务,称为“兼尹”,也就是顺天府实际上有两员行政长官。


三是辖县数量比其他统县政区为多,而且政区的等第较高。


历代首都圈所在的高层政区或统县政区,所辖县的数量,往往比其他政区为多。如此安排的原因,可能是为了首都圈有一个比较大的腹地,便于军事布防,同时也有“以重观瞻”之意。


如《汉书·地理地》载三辅共辖五十七县,《隋书·地理志》京兆郡辖二十二县,《旧唐书·地理志》载京兆府领县二十,《宋史·地理志》载开封府辖十六县,辖县数都比同时期的统县政区要多。只有南宋临安府成为行在之后,没有扩大辖区,仍为九县,幅员较小。明代改路为府,北方地区由此出现一批辖有大量州县的府,因而顺天府所辖州县数量并无优势。清雍正年间,北方的大府析为两至三个府或直隶州,每府所辖州县数量减少。据乾隆《清会典》记载,顺天府有二十六州县,其他各府所辖的州县大多在二十个以下。


宋代

(选自谭其骧主编《历史地理图集》)


朝廷通过对政区等第的划分,可以决定该政区长官的级别、行政机构的规模(僚属与其他人员的数量)、行政经费的多少,以及地方官升黜的依据。唐宋时期对全国政区的等第划分是以经济因素,主要是以户口数来划分的。但是首都圈各级政区等第的划分标准是政治地位。如唐代以户口标准将各县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同时又实行赤、畿、望、紧的制度,首都及陪都所在的各县为赤县,也称京县,首都及陪都各府所辖的其他各县为畿县,不再考虑其户口的多寡。


元明清时期,采用了一种较为务实的等第划分标准。元代将首都圈的府州县与其他地区一样,完全按照户口多少进行划分,如至元三年(1266)规定长江以北州县,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两千户以上为中县,以下为下县。只有两京县为赤县。此后,则以三万户、一万户为区分江淮以南上、中、下县的标准。明清两代,是以事务繁简来确定各种地方官缺的重要与否,京师顺天府所辖各州县除了两京县外,也是采用这一原则。


第四,行政区划相对稳定,当社会出现变动时,政府通过管理制度的调节加强对京畿地区的控制。


唐安史之乱后,至德元年(756)置京畿节度使,领京兆府和同、岐、金、商等州。这个变动,使京畿的区域由京兆一府扩大至一府四州,扩大了京畿的腹地,管理体制也由府统领制演变为道统领制。又如北宋,景德三年(1006)置开封府界提点司,地位相当于在外的路,管辖开封府各县事务,成为一个特别路区。此后,或有开封府界建制,或设京畿路。


在这种情况下,开封府知府的主要职能调整为以管理京师为主。皇祐五年(1053)设置的京畿路,区域包括京府开封府,同时将京东的曹州及京西的陈、许、郑、滑等五州作为京师的辅郡,使得首都圈的范围扩大,共辖四十二县。唐宋这两次变化,一方面扩大了首都圈的范围,同时使得原先的京府行政长官的管辖区域缩小或职能缩减。类似的还有明代的总督巡抚制度,也是打破了顺天府与直隶固有的政区,形成了京畿地区的多个巡抚辖区。


清代直隶地区的行省化过程


元代的首都圈为大都路,辖十州二十二县。又将河北、山东、山西、漠南等广大地域直属于中书省,称为腹里,同时设行中书省管理各地如此一来,产生了一大片既不属于行省,又不属于首都圈,但是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区域。


明洪武十三年罢中书省,以所领郡县直隶六部,全国共有一个直隶地区及十二个地方高层政区。永乐元年(1403年)罢北平布政使司,所领府州直隶北京。由此,明代的首都圈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广义的为直隶(北直隶),狭义的为京师顺天府。


全国十三个高层政区,设有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司,分管兵、钱谷、刑名之事。此举解决了元代行省制下地方权力过于集中的矛盾,随之而来的是三司鼎立、互不统属的矛盾的产生。


宣德以后,或者边防有警,或者地方不靖,朝廷派出中央具有一二品大员职衔的总督、巡抚前往相关地区,集当地的军务、察吏、治民大权于一身,逐步成为地方上的封疆大吏。直隶地区由六部直接管辖,也存在着管理不便的诸多问题,先后置有顺天、保定、宣大等巡抚,分管直隶地区和顺天府各县。巡抚分管顺天府各县的后果,是府尹失去了对所属各县的考核权。


崇祯二年(1629)十月,府尹刘宗周上了一道《请修京兆职掌疏》,指出,“国朝定制颇仿前代,然共事之以抚、按,分隶之以五城御史,责任不无少轻,积而至于今日,不过为各衙门钱粮转输之地”,认为所属州县“往往呼之而不应,令之而不行,法玩人弛”,原因就是“各属之贤否不关臣府,故虽有统辖之名而脉不贯”,“又因臣府之耳目未周,各属故漫无贤否之状,而举劾难行”。


请求崇祯帝“特重京兆事权,许臣衙门得考察属吏,如抚、按其平日查访贤否,许臣岁遣风力推官,查盘仓库、狱囚,因得悉其官评,以备举劾”。刘宗周作为府尹,希望像巡抚、巡按一样拥有对下属官员的管辖权、考核权,使府尹与知州、知县成为真正的上下级关系,才能使政令畅通。次年三月,刘宗周再次向崇祯上疏要求恢复考核权。从崇祯年间政治、军事形势推测,刘宗周的请求应该没有得到允准。


光绪《畿辅通志》中的顺天府全图 


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通过职官层面的调整,逐步将直隶地区变为直隶省。清康熙年间,直隶地区与各省职官制度的主要差别,一是总督巡抚,二是布按两司。


清朝入关后,京师顺天府和直隶地区设有宣府、顺天、保定三员巡抚,形成三个巡抚辖区。顺治十一年,调整为两个总督巡抚辖区:直隶巡抚(即顺天巡抚)管辖直隶八府,宣府镇仍由宣大总督管理。顺治十五年,裁宣大总督,分设顺天、保定两巡抚。次年由保定(直隶)巡抚管辖宣府镇。顺治十八年,设直隶总督,裁顺天巡抚,以直隶总督、保定巡抚(直隶巡抚)管辖直隶地方。


康熙初裁直隶总督,由直隶巡抚管辖直隶全境及顺天府在外各州县。雍正二年十月,因直隶巡抚李维钧“办事勤慎,且能训练士卒,整饬营伍”,授为直隶总督,并令提督、总兵官听其节制。雍正下谕此为特例。此后,一直未设直隶巡抚。乾隆二十八年,照四川总督之例,直隶总督兼管巡抚事务,至清末未变,是为清代八大总督之一。


从明代开始,各省均设有布政使司、按察司,主管全省钱谷、刑名。康熙八年六月,因直隶地方无布政使司、按察司,将原先存在的通蓟道改为守道(直隶守道),总管钱粮;改霸易道为巡道(直隶巡道),总管刑名,均驻扎保定府。在这种官缺架构下,直隶守道、巡道起到了其他各省布按两司的职能,直隶地区实际上成为一个省。


当时人已经有这种认识,康熙五十一年刊刻的《西宁县志》谓“县治由炮儿岭出紫荆关,至保定省城五百八九十里”,此时驻扎在保定省城的是巡抚与直隶守道、巡道。雍正二年十二月,皇帝下旨:


直隶守道职司通省钱谷,巡道职司通省刑名,即如各省之有藩臬二司也。今若概与诸道员一体,不加分别,似未允协。盖向以畿辅重地,不立布政、按察名色。朕思畿辅与各省有何区别,今应更改划一,著将守道改为布政司,巡道改为按察司。


在雍正的眼里,畿辅的官员架构已经与各省相同,没有区别,因而下旨改设布按两司,官缺设置与各省相同。畿辅地区完成了由六部“直隶”到行省的过程。

直隶地区实行省制后,“直隶”这个省名容易引起误解。乾隆十三年九月,礼部尚书王安国在奏折中说:


明时南北两京皆不设布按等官,事由道府直达内部,故曰“直隶”,犹直隶州之不隶于府而直隶布政使司也。本朝初沿明制,裁南直隶,增安徽、江苏两布政使司。厥后直隶亦设布按官,事申总督题奏,不直达内部矣,而“直省”之名仍旧。此见之寻常文字原无妨碍,惟典礼之书期垂不朽,似应核其名实。


建议皇帝给直隶省取个新的名字,达到名实相符的效果。此事虽未实行,但奏折所言反映了当时朝廷官员对“直隶省”的认识。


光绪《畿輔通志》中的畿辅全图


直隶总督行政空间的缩小与直隶省的消亡

 

如前所述,明末随着顺天府和直隶地区施行总督巡抚制度,顺天府尹的行政空间仅仅局限于京城之内。进入清代,顺天府尹与直隶总督(或巡抚)的行政空间关系时有调整。


对府州县等地方官员来说,钱谷刑名是他们的主要职权。对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员来说,他们的主要职权除了钱谷刑名之外,就是对地方官的考核权和委署权。


在顺、康、雍三朝,顺天府府尹只有对顺天府治中、通判、经历和大兴、宛平两京县官员进行京察的权力。直隶总督虽然也有对这些官员的考核权,但仅仅是形式上的会稿。顺天府其他各州县官员的考核以及与直隶各属之间的官员相互升调,大多由直隶总督会同府尹题奏,也就是说此项权力主要在总督手中。直隶总督实际上主管着顺天府属各州县官员的升迁,使得顺天府尹位高而权轻。乾隆帝对这种现象有所了解:


“向来顺天府属各厅州县,大率趋承总督。而于府尹虽名为上司,未免心存歧视。”


嘉庆十八年九月的天理教起义,部分起义者攻入紫禁城,对朝廷震动很大。嘉庆为此采取的措施,改变了顺天府尹与直隶总督的行政空间格局。得知这些起义者大多居住在顺天府固安县及黄村(今北京市大兴区驻地)一带后,朝廷首先例行处分顺天府、直隶省相关大员,多任顺天府尹被降职,前任直隶总督温承惠因“顺天府属地方,皆其所辖,著交部严加议处”。


御史陈用光则从制度层面对这次事件进行了反思,认为是地方大员对州县官考察不力,使得才能平庸者也能成为首善之区的官员。这些官员能力有限,不能防微杜渐:


“大兴、宛平二县为首善之区,向来专循资格,以阘茸无才者授之,安能责以发奸摘伏。”


这个反思实际上也是清朝官场的习惯性思维:当地方上发生变乱时,其原因或是州县官力不能胜任;或是地处偏僻、距府厅州县治所距离较远,州县官有能力而控制不周。顺天府为首善之区,在军队布防和政区设置上都极为完善,能够改进的只有州县官考察升调这一环节。嘉庆于同年十一月批准了新制定的《顺天府属州县官考察升调例》:


查顺天府所属二十四州县,定例均系直隶总督专主,府尹会衔。嗣后大兴、宛平二县缺出,请归府尹于所属之员详加遴选,出具考语,奏请升调。其外二十二州县拣选题调,均令府尹主稿,总督会衔。如顺天府所属官员无可保题,再咨行总督于通省拣选,令总督主稿、府尹会衔。顺天府属佐杂各缺,亦归府尹专主办理。


经过此次改革后,顺天府全境二十四州县的正印官和佐杂各官的考核调补均由府尹主稿、总督会稿,也就是说顺天府尹对下属的人事权,由大兴、宛平两京县扩展到整个顺天府辖区。顺天府尹由此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顺天府行政长官顺天府成为了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区域,只有当本区域内挑不出合适官员时,顺天府尹才会咨行总督从其他地区挑选官员进行调补。此后,顺天府尹对属官的考核权扩大至相关道员和四路同知。


经过上述改革后,直隶总督名义上仍为直隶全省的行政长官,实际的管辖范围有所缩小。同治十二年闰六月,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说:“其实有两京兆分管二十四州县,热河都统分管承德府,直省何曾仅止一督。”揭示了直隶省的政治地理格局是由四位大员管理着三个区域:京师顺天府由顺天府兼尹、顺天府府尹掌控,口外的承德府由热河都统管理,其余区域由直隶总督管辖。


进入民国后,北京政府于1913年1月颁布《划一现行顺天府属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保留顺天府,以顺天府尹为长官,顺天府与直隶省的关系一如清代。次年5月,将距离北京较远的宁河、文安、新镇、大城四县划归直隶省,同时将原先受直隶行政长官节制的司法、财政等权力全部划归顺天府尹。10月,北京政府公布《京兆尹官制》,将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下辖二十县,京兆地方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首都圈行政单位。


直隶地区的行政长官,在北京政府时期先后称直隶都督、民政长、巡按使、省长等。1914年,承德等十七县往属热河、察哈尔两特别区域,辖境缩小。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将直隶省改名为河北省,同时废除京兆地方,所属各县并入河北省。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上海书评(shanghaishuping)”,原标题:“傅林祥︱中国古代国家如何经营首都圈:首都圈行政区划的变迁”。


北京: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


突然特别想念这些名字,一个个读过去,就好像在大风或激流之中,彼此伸手,试图互相握住。


也许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这风的坚决和冷硬,感受到这激流的狂暴,北京的天将是干净的蓝,北京的路将是宽阔的空,北京的楼将是辉煌的威严。从此以后,再无阶层差异,再无大火爆炸,再无乞丐流浪汉。世界将清白无辜。


其实,不只是北京,不只是现在,清理早就开始。在西红门驱逐之前,那些分布在北京各个空间的梁庄李庄王庄人已经在被驱赶。他们是“低端人群”,那些梁庄李庄王庄的农民,在来到城市,在被称之为卖菜的、蹬三轮的、开小饭馆的、保安、保姆或维修工的时刻,就已经是“低端人群”,就已经面临着被驱逐的命运。


一个个电话打过去。梁安六月回到老家,在县城开了装潢公司,生意依然不好,他又琢磨着到河北保定;梁峰不再努力去做顺义玻璃厂的最好工人,辗转到内蒙去学习修车;红旗、成子、立子也已携家带口回到老家;曾经开过一个小保安公司的建升几年前已经离开北京,回到他爱人所在的镇上,不知道他回老家就过敏的儿子是否已经适应;院子里有棵树的青哥也已回到老家,守着他寂寞的小卖部,少了每年五六万元的收入,我不知道他依靠什么给他的儿子找来媳妇。


没有联系到温泉村的红义哥,这个早已认为自己是温泉村村民的梁庄人,是否能保得住他那间住了三十年的、十平米的小石棉瓦房?没有联系到已经六十岁的王福姑爷,他靠收垃圾为生,能勉强维持生活,他告诉过我,他不想回梁庄。


一种奇怪的委顿和虚脱。从2013年完成《出梁庄记》开始,我好像再也没有勇气走进这样的场景。我害怕重新唤起那过于广大的伤痛,害怕再次倾听那深夜字字泣血的诉说,也无法应对那些坚定其实又迷茫的眼睛。


我一直在逃避。可是,逃无可逃。在鼓足勇气打开网页的一瞬间,在看到如遭劫乱的街道,散发着热气的粉红被窝,看到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和她眼角滞留的泪水的一刹那,眼泪又流了下来。


所有人又都回到心里。他们一直都在。我只是假装忘记。我们都假装忘记。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和他们的职业。

——梁鸿,2017年11月27日



 北京: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

节选自《出梁庄记》

作者 | 梁鸿

 

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

——V·S·奈保尔


1、体面


“就从我来北京谈起吧。”正林点了一支烟,贪婪地吸了一口。有孩子之后,我的堂侄女不允许他抽烟,他们的孩子有支气管炎,对空气非常敏感。


正林是我的堂侄女女婿,一位商装设计师。结婚前,正林一直奉行“只恋爱,不结婚”,身边的女友一个又一个,家境在小县城也不错,所以,正林在北京的单身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爹妈担心他名声不好,怕找不来老婆,勒令他回穰县相亲。正林抱着完成任务和应付的心态回穰县,在相了十来个姑娘之后,遇到了我的堂侄女。


结婚之后,正林潇洒的单身生活结束,堂侄女和他一起到北京打拼,做了百万“蚁族”中的一员。在这期间,他们在城内搬了好几次家,又从城内搬到北京最著名的蚁族聚集区唐家岭,有了孩子以后,又从唐家岭搬到通州。


2012年12月24日,圣诞前夜,这一天是正林儿子的两岁生日,我们到通州正林的家里去。一个两居室的房子,客厅一角是一个怪异的弧形斜面,让人觉得这间房是建在一个抛物线上,很不稳定。


斑驳的小桌子,1980年代的破旧小beplay网页版,不能看的小电视,这小、矮、低和那过分高大的天花板形成非常大的反差。卧室里是一张超宽大的床,正林的苹果牌笔记本电脑放在床头两个摞起来的纸箱子上,旁边堆放着儿子的尿布、小衣服、玩具。


正林的家,有一种奇异的空荡、寒酸和不搭配之感。



正林乐观、活泼,爱开玩笑,骨子里又是那种谨慎、保守的人,从不冒险,也会审时度势。但是,来北京8年,会盘算的他并没有“盘算”到特别好的发展。

 

按年龄,我算是“80后”。2003年毕业于师范学院美术专业,大专,2004年来北京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培训,两年课程,我一年学完,拿到了结业证。那一年真是勤奋的很,上午学一年级课程,下午学二年级课程,晚上还学着画图,找个私活挣点钱。住地下室,一个月住宿费三百块钱。


2005年在亚运村那儿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个小型室内装饰公司,实用期800元。过了试用期,一个月1200元,这是我人生起步,心里很高兴。那时我住在东五环外东坝机场二高速路过那儿。每天上班要花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倒三趟车,房租一间房500块,俩人合住。


在那儿干有十个月,2006年底跳槽到东四环一个室内装饰公司,有七八个人,一个月2400元,在这儿干了一年多。2007年底结婚,先在万寿寺住,离单位近,房租一月1100元,感觉太贵了。换了好几个地方,后来,就搬到唐家岭。


唐家岭现在已经拆了,说是盖廉租房,后来又说盖公园,把人又往更远的地方赶。从家到单位一个多小时,每天挤车像打仗一样。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唐家岭的车有多挤。网上有一个段子,说你要是拿一袋饼干上车,下车来饼干成面粉了,反过来,你要是拿一袋面粉上车,下去被挤成饼干了。夸张吧?其实你要是经历过,那一点也不夸张。


早晨六点多点出门,有二三百人等一辆车,365次,挤不上车是正常,能上车才是运气。比咱们在家赶年集时挤多了。还有从窗户上爬进车的。城里面才开始还装着排队,一到来车时,都轰一下往上挤。排啥队?


 2008年又跳到一个公司,是我们这一行里北京最大、最出名的装饰公司,工资3700元。干快四年了,工资涨到5300元,这还是税前的。感觉很没意思。坚持不下去了,过完年就跳槽。


要生孩子,才搬到通州这里。这可远多了。上班时间单趟需要两个小时,一天在路上走的时间得四个多小时。早上六点十五起床,九点左右到单位,晚上八点半左右到家。


亏得儿子睡觉晚,还能见上一面,要是睡觉早,我一星期都见不到儿子醒的时候。说“披星戴月”一点也不为过。


怎么说呢?用一句话来总结: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却过不上一个体面的生活。出去坐飞机飞来飞去,住的是高档酒店,接触的也是国际奢侈品牌,咱给人家设计装修,都是怎么奢华、怎么高雅怎么来,每一个细节,每一种材料都讲究得很。出去见客户,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香港、台湾,全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客户,还有翻译跟着,可气派的很。我的直接领导也是德国人,出去吃饭一桌一万多,喝的是高档红酒,酒是专门从瑞士带过来的,吃的是西餐,偶尔还撇两句英文。


下班回来却是蜗居在城中村的小破房里。没有咖啡,没有红酒,没有地毯,落差太大,所以总是自信心不够,下班不想回家。我在唐家岭的那个小破房你也去过。不是有个老婆,真不知道日子咋过来的。场景和角色很难转换回来。


感觉压力越来越大,还没有挣一千多块钱的时候生活的舒服,那时候每个星期还能够出去吃个饭,二三十块钱都够了,现在两个人得一百多。感觉可累,没有意思。


我的职业还是很有前途的。我也喜欢这一行,觉得有激情,有想象力。我的职业规划就是自己将来单干,还是干专业。原来那个公司不行,一是离家远,二是觉得在公司该学的学完了。所以,我准备换一家新公司。


在这家新公司,我可以去谈客户。自己独立核算,谈判、要价、做工,都是自己干,很锻炼人。原来的公司发展再高都不能跟客户接触。他不让你见客户,不让你接触全面的东西,你就是一个环节一个工具。


我现在准备去的公司全是我以前公司的精英,一个人走了,把我们这帮人全拉过来了。都看到弊病了。一个私人公司最后弄成大锅饭形式,肯定不行。前两年每年利润几个亿,去年要搞国际化接轨,CEO是美国的,CFO是新加坡的,还有德国的,花了好几百万人请国外的专业管理人才。结果管理矛盾非常大。


一是他们来了之后把一批元老给顶了下去。那批元老都是当年跟着公司老板打天下的。现在,给刚来的这些老外工资太高了,比他们高几倍。最低的给人家年薪六十万,而那批元老最高年薪不到二十五万。


二是,来的人眼高手低,管理模式不一样。不能说人家不对、不好,关键是不符合咱这边的国情。他们是重视人,买材料是买好的,中国的企业是不重视人,买材料买次的,不重视工人的健康。新领导来花了一大批钱,进行重建。结果老板自己坚持不下去了。蜜月期已经过去,估计老板又要炒他们了。


其实,如果全部朝国际化的方向走,可能也行,给元老们一大笔钱,全部走。建立全新模式,也可以。但是,老板自己又舍不得花钱,舍不得在工人和材料上花钱,抠得很。


今年春节开年会,老板在年会上哭穷,说公司利润低,没有钱,所以大家多担待一点。年度奖金没有了,你能想象得出吗?每个员工现场发了20块钱的红包!大家不光是愤怒,而是都很鄙视他。你公司赚钱的时候也没有给员工多发福利,赚钱少了你让大家分担,凭什么?!发20块钱,连打出租车的钱都不够。那天晚上我打车回家,花了60块钱。中国的私企确实还是不正规,不拿员工当人使。


户口问题当然对我有影响。因为是农村户口,住房公积金都交得少。城市户口是工资的百分之十二,农村户口是百分之六,少一半,养老也少将近一半,我的工资条都有。医疗标准都降低,是最低医保。我在那个公司还是比较正规的,到那些小公司,你要是农村户口,什么都没有,啥都不给你交。


 我原来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北京人,有车有房,父母都操持好的,不用自己操心。人家挣一点都是自己花,轻松得很。逛逛街,上上网,看看电影,喝喝咖啡,谈谈朋友。咱哪敢去看电影啊,结婚前还进去过几次,结婚后连看一眼都没看。


前段时间我刚回咱老家给儿子办个农村户口,还是找人办的,请人家吃饭。现在农村户口不好办,有各种补贴,有地,你可以不种,但得有。最关键的是,万一儿子以后混不下去了,还能回家。还有一亩三分地可以守住。倒不是稀罕这一亩三分地,主要还是有危机感。


前几年没有压力,从去年开始,感觉压力太大了。说实话,在职业方面,我一直很向上,我一直在进步。但是,没有感觉越过越好,是越来压力越大,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觉社会不稳定。坐公交车莫名其妙在想,这一车人,要是出事咋办?


我现在每天在国贸那里倒车,看着人来人往,头晕,胸闷,莫名其妙地就觉得恐惧,感觉空气都是恐惧的。每天在办公室坐着害怕下班,在家里害怕上班,感觉危险。莫名其妙。感觉在家、在公司都危险。


刚上班那两年挺高兴的。现在,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就好像是一条腿插进城市,另外一条腿一直举着,不知道往哪儿放?”


 来北京八年,还是有奔头,比呆在家里强,但是没有家里安逸。2011年以前我一直生活在生存线上,今年我会转回来,摆脱生存线,往生活上发展,再过三五年,估计能往优质生活上发展。


 (那你想过有一天要回穰县吗?)


真实想法是,我想回家。太压抑了。但是回家之前,我要先挣一笔钱回家。我与你侄女不一样,她喜欢竞争激烈的生活。如果不是和你侄女结婚,不是她推我,我还是过很安逸的生活,我是喜欢悠闲自在的生活,我从来不在乎穿,我在乎生活质量。


所以我比较喜欢回穰县,开个小卖部,抽个烟,喝个茶,晒个太阳,看着人来人往,就行。我自始至终还是想着挣一笔钱回家,没有想着在北京安家。因为它不接纳我,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户口,房子,交通,都不行。我想要的安逸生活根本没办法实现。


在北京,就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要有机会我还要回去。不过,现在看来,指望我的工资挣大钱可能性还是不大,就看你侄女的服装生意怎么样。


我现在是没有一点休息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忙工作,到星期六、星期天更忙,得去照顾生意。但是,我又舍不得放下我的职业,虽然挣钱少,毕竟,那是我的专业,说不上是精神支撑,就是舍不得。


如果完全辞职去做小生意,像现在的生意,每天乱糟糟的,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为几块钱在那儿吵啊磨啊,我是真的做不来。那些人素质都很低,老想把我们赶走,欺负你侄女。有一天,我拿着一把刀,有六七寸那么长,站在过道中间,骂,妈那个X,谁再欺负我们,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侄女最近在通州一家商场的地下室租了一个摊位,卖服装,生意还不错。说到拿着刀子在商场叫骂的时候,正林坐直身子,挽起袖子,用手比划着刀的长度,表情特别强悍,我不禁有些好奇,“你真能做出来了?”


“狗急了都跳墙,这是为生存而战。不这样你根本就干不下去。所以,我经常说,要是买彩票中大奖了,我就回俺们庄,弄个大房子,弄个池塘,养个鱼。我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我喜欢那种很安静、很清静的生活。


人,总有一个梦想,因为我有这个梦想,所以我得挣一大笔钱。如果挣不来,我肯定回不去。我不会在北京住,我最终还是要回家。家乡的生活比这儿安逸,每次回家感觉呼吸都是舒服的,空气很充分,精神很振奋。”


其实,几年前,在闲聊天的时候,我们曾经劝过正林,不如干脆放弃他的工作,和侄女一起去做生意,跟着侄女的父亲,我的一位堂哥到云南校油泵,那样,一年至少可以挣十来万。以正林现在的工资,只能维持生存,永远不能买房,不能让孩子上好的幼儿园,不能去商场购物,不能相对放松地生活,发展的可能性很小。


正林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我们的建议。他没说原因,我觉得,他连想都没想过,有一天他要在灰天泥地里挣钱。他是有专业的人。


正林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的堂侄女走过来,把他手里的烟拿掉,掐灭,扔到烟灰缸里,又把烟盒和烟灰缸拿走。正林没有反抗,连看都没看一眼,任凭老婆处置。


 我又追问他一次,“真让你回穰县,你回吗?”


“回,肯定回。”


正林确定地回答了我,他的语气有点虚弱。“穰县”、“梁庄”或许只是虚拟的一个理想之地,一个失落了的寄托而已。



 

2、我只想你


酒过三巡,梁峰喝醉了。他开始找手机拨号码,嘴里嚷着,“我非给我爷打个电话,我想看看我爷在干啥。我稀罕我爷。”


他爷,我八十岁的福伯,耳朵有点聋。他们打电话的过程,就像吵架一样。


“爷,你在干啥?”


“啥啊?”我们听到那边巨大的声音。


“还在菜园里?”


“啊?”


“大晌午还去干啥,别晒坏了。”


“噢”,那声音漫应着,传达出来的意思其实是“不知道”,他没听见。


“你一个人可少喝酒啊,自己割点肉,吃好一点儿。我老奶还好吧?”


“啥啊?”


“爷,我想你啊,我谁都不想,我就想你。”


“啥?听不见啊”


“爷,是我啊,老大峰。你在干啥?”


“啊,大峰,又喝酒了?”


“我想你,爷!我谁都不想,我就想你啊,爷。”


梁峰声音里带着委屈的哭腔。他拿着手机跑到外面去,站在院子里打,还是像吵架一样的声音,话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妻子在屋里撇了撇嘴,“可稀罕他爷,喝醉了就要给他爷打电话。”



外面吵架式的对话持续有十几分钟。梁峰进屋来,眼圈红红的,一直喃喃地说,“我谁都不想,我就想我爷。我稀罕我爷的很。每次回家,我就住我爷屋里。”


大家都笑他,“醉了,醉了,大峰又醉了。”他妻子一直轻蔑地撇着嘴,推着梁峰说,“赶紧去睡一会儿,一会儿猫尿就出来了。”


梁峰搂着他老婆,眼泪流着,说,“老婆,我知道我喝多了。我想我爷啊。”他老婆很不好意思,不断推开他,他又不断去搂她。


一会儿又搂着我,自豪地说,“不是我说的,姑,你可以去问问,厂里没人说我梁峰怎么样。活干得好,从来不偷奸耍滑。对人,那也是没说的。”一会儿又很低落,“姑,你不知道,我在这儿,就是打工。厂里人永远不会给外地人机会。你干得再好,没人提拔你,你永远不可能是个车间主任。他本地人有三险,我这外地人,啥也没有。就个干工资。有啥指望?


“实际上城市比农村美。我现在一回老家,感觉很美,有地有树,多舒服。我觉得说说农村清是美,我房子也盖了,我出门就是挣点钱。城市,除了楼还是楼,除了房还是房,除了车还是车。我是没办法,我来你北京打工。”


梁峰老婆对梁峰的每一句话都表示不屑,“就显你能”,接的非常紧凑,非常顺溜,像是唱双簧,又像是演一出熟练的戏。



下午一点半,该是梁峰上班的时间了。他老婆提醒他,他不理她,“我不去了,姑都来了,我还在乎那几十块钱。钱算啥?”他紧紧搂着老婆,又把头靠在老婆肩上,让我给他们照相。


一张俊秀的脸上惊人的眼袋,长期过多喝酒留下的痕迹。他又要给福伯打电话,被老婆夺下了手机。她把他推到龙叔家的西屋里,躺在龙叔的床上,梁峰很快睡着了。


这是秋天的中午,阳光有些虚浮,但仍然很暖。我们——我和父亲;五奶奶的大儿子,我叫龙叔的,他们一家,龙叔龙婶,儿子梁安,梁安老婆小丽和他们的儿子小点点;西安万国大哥的大儿子梁峰和他老婆——在顺义牛栏山镇姚庄村龙叔家喝酒。


村庄简陋、安静,年岁久远。有老屋,有灰尘,有阳光透过树叶洒下的阴影。龙叔租的那个院子分为前后院,前面是一个较新的二层小楼,房东后来加盖的,绕过小楼,后院是老房,一个三间的小平房。


平房和前面的小楼之间形成一个院子,自来水管和水槽就架在院子前左方。右边是一个简陋的红色石棉瓦搭成的小厨房,厨房旁有两棵高大的柿子树,艳红的柿子挂在稀疏的绿叶中间,活泼,也有奇怪的安稳。


平房低矮,小窗窄门。里面的设施非常简单,没有常居家庭那种积年物品的拥挤,只是简洁的暂居状态,但奇怪的是却有家的基本感觉。是因为人,完整的一家人,还是因为这安稳的空间,这两棵柿子树?


龙叔上个月刚回过梁庄,和西安的万立二哥、虎子一样,回家治病,割痔疮。当生病的时候,梁庄人总是千里迢迢回到穰县治病,哪怕只是像割痔疮这样的小问题,更不用说二哥的糖尿病,虎子的断腿。


梁安带着一副眼镜,个子不高,黑得透亮,细瘦,不爱说话,很有主见的样子。小丽已经又有八个月左右的身孕,长脸,脸上布着一层淡淡的雀斑,忠厚里透着点小风情。她的肚子高高隆起,但儿子要求她抱时,还能够麻利地把儿子抱起来,用臂膀夹在旁边。



梁峰在特种玻璃厂上班,他的老婆在姚庄村的一个电子厂上班。他们住在这个村庄的另一头。梁峰看起来非常腼腆,皮肤白皙,浓眉长眼,挺鼻薄唇,很俊的一个小伙子。他老婆圆脸圆眼,又剪了一个娃娃头,很可爱。


和梁峰同在一个厂上班的万科三哥没来。万科是梁峰的亲叔叔,福伯的三儿子,前几天在电话约好今天一起在龙叔家见面。问梁峰是怎么回事,他的回答模模糊糊的,很不清楚。


梁峰夫妻来北京已经七年了。我问梁峰的老婆,“孩子们来过北京吗?”


她说,“来过。梁峰妈带着她们来过一段时间,不适应,住的地方太窄,嫌着急,花销也大,就带着孩子又回去了。没办法,只能顾一头,给钱就行。”


对于孩子和自己分离,梁峰老婆持一种平常的态度,并没有特别难过。一个切实的情况是,孩子真来了北京,他们并没有时间照料孩子。除了在哪儿入学,学籍、户籍这些具体的制度问题之外,他们很难按照学校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工作,每天早七晚七的班,十二小时的工作长度,居住条件差,也请不起保姆。更何况,他们对自己教育孩子的能力也有所怀疑。


在吃饭、喝酒和聊天过程中,梁安很少说话,也不喝酒,一边听着,一边很周到的照顾大家。他吃饭非常少,能感觉到他心里不舒展,有郁结。


龙叔说,“梁安啊,心事有点重。从小都好操心。小时候,村里人都说,这娃儿将来有材料。我都给他说,凡事别想恁多,咱干哪儿是哪儿,肯定是饿不死。”


在梁庄的同龄男孩中,梁安干得非常不错。1987年出生,2001年来北京打工,先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刮腻子,拎泥包。2006年开始单干,做一个“小包工头”。自己找活,承包下来,然后领一帮工人去干。


2008年,21岁的梁安开着自己的昌河车回到梁庄,盖房,结婚,共花了二十三四万。离开时把车放在家里,回北京又买了一辆长安之星,中型面包车,手续办下来,将近七万元。


那是梁安的全盛时代。这之后,他的生意一直在走下坡路,“去年在顺义XX农业公司干个活,有个老板,关系好,时间长了,给我找些活。其实算是转包。活干完了,钱还没有结完。咱只是‘清包工’,只干活,不管料,料是人家的,净活,将近三十万。只结了一部分,还有十来万没给我。


我自己投入很多,电锯、切割机、电缆,光电钻都买了二十多把。这都不算钱。我现在不跟他干了。我找的人干活,你不给我钱,我这边的工钱没发给工人结,工人不愿意,我也失去信用。再有活,我找不来人了。啥时候你把帐给我结了,我再给你找人。这个账不结,越陷越深。


“算利润,从2010年10月到现在,对头一年,挣有十万块钱左右。但是,他这一欠,等于我这一年白忙活。包活最怕这。


“现在我每天在市场给人家公司拉活儿,有时候是货物,有时候就是干零活的人,不固定,干绿化的,装修的,谁需要拉人拉货给谁干。每天都结账,很利索。老板说,你凑个人数,干点活,也给你开人工钱。我不想干。”



下午五点多钟,龙叔家来一位青年男子,手里提着一大袋子馒头。他的长相看不出实际年龄,平脸大眼,没有皱纹,眼神有些空茫,不含带多少情感。龙叔说,这是梁安的舅舅。


进到屋里,这青年人就叫嚷着脚疼。今天一整天他都在跑着找工作。和梁安一样,今年装修生意不好,他就想着进厂干活,工资保现,等春天暖和,活多了,再出来干。


我问他这些年出来打工的情况。他不太善于表达自己,话语非常枯燥,急着结束谈话的样子。


“我十几岁自己出来,在天津自行车厂喷漆,这是九几年的事儿,一个月一千多块,也还算不错。那油漆太脏了,干一天活,吐一口唾沫,出来的都是绿颜色的。后来跑到这儿,搞装修,干木工。一天十五块,每年涨,比大工工资还高,木工工资最高。


“大前年,我老婆的好朋友在穰县开个小超市,说不想干了,叫我们干。我回家看看,也不行。后来,在城里开一个干洗店,干一年就不干了,在屋里干啥都不好干。中间一段也干过装修,也不行,工资低,活不凑手。这才又来北京。


“想找个厂干。今天跑的脚疼,天冷。我以前在电子厂干过,拿不了多少钱。今儿我又去了,工资一个月涨到两千三四,也还行,他非要叫我上夜班。我不干,我一熬夜就不想吃饭,人也受亏。后来又去汽车配件厂,他说让当保安,一个月一千八九,按时上下班。我还没定下来。”



六点多钟,龙叔家的人开始多起来,都是老乡串门。有的一看家里有陌生人,打个招呼,不等介绍,就走了,有的会寒暄几句,问是哪儿来的,啥亲戚。我也问问他们是穰县什么地方的,来北京多长时间,干些啥活。姚庄这一片聚集的大部分男性老乡都是个体搞装修,他们的合作对象不固定,谁有活跟谁干。也因此,活不固定,忙起来连饭都吃不上,闲起来可能一个月都没有事干。但他们一般不会闲着,没活的时候会去打零工。


一个中年男子来到龙叔的院子里,他的左腿微微有点瘸。龙叔给他搬个小凳子,给我介绍说,这是前院邻居,是梁庄旁边的王营人。他的腿肿得厉害,里面的青筋往外迸着,盘曲扭结,肌肉颜色有些发黑,好像有些要坏死的样子。我问他这是什么病,他说医生说是血栓,什么血栓,原因是啥,他也不清楚。他来北京这些年,一直干零工。


“原来工资低,最多四五十块钱,现在工资高了,一天最低九十块钱,咱干不成了。打零工钱现,一天是一天的钱。以前市场撵的不行,不让在那儿等活。农村搞建筑,单位搞建筑,打扫卫生,绿化啊,都是临时找人。只要是活,老板叫干,钢筋工,架子工,啥都干。只要想干,不怕累,都有活干。”


梁峰还没有醒,躺在龙叔的床上打着均匀的鼾声。


 


3、河南村


第一次听到“河南村”的名字,以为是因河南人在那一个村庄聚集太多而有的绰号。觉得肯定里面很有内容,因为在北京郊区,都有很多这样的聚集点。就像内蒙的老赵说的“扯秧子”,一个村庄、一个乡或一个县的人,来到北京,在郊区某个村庄或某个荒废的地方住下来。然后“扯秧子”,扯出那一地方的一群群老乡、亲戚,沿着最初老乡的居住地,往外扩散,租房子,或私搭私建,形成一个全新的、不被命名的、但却人人知道的聚集地。粗糙、肮脏、简便、毫无章法,内部却亲疏有别,充满着错综复杂的亲密关系。


打听之后,才知道,“河南村”在很早以前就是这一名字。一条河,河南边的村庄叫河南村,河北的村庄叫河北村。与河南人的聚集没有关系。


不过,倒也名符其实,河南村确实居住着大量的河南人。在吴镇,就有直接发往北京河南村的大巴。在穰县和河南的许多地方,都有开往河南村的客车。


梁安陪我到河南村去,那里有钱家合伟、韩家立子、青焕等十几口梁庄人。我们到达河南村的时候,正是早晨将近七点钟。河南村南门口人声鼎沸,正处于交易的尾声。


南门口既是进城上工的人坐车的地方,也是在周边干零活的人等活的地方。进城的人多在五点多钟就出门坐车,六点钟左右是干零活的人和小老板说活、交易、谈价的时间。“小老板”,是替需要人工的公司找人、谈价、拉人的人。小老板一般自己有车,和各类公司的老板或相关人员有联系,老板有活只需给他们打电话,交待清楚,干什么活,要多少人,多少钱,剩下的就是小老板的事情。


小老板一大早就在南门口等人,根据活的需要相互挑选。成交之后,小老板负责把人拉到工作地点,晚上再拉回来,工人工钱一天一给。梁安就是这样的小老板之一。这里面也有猫腻,干的时间长的小老板会两头吃。报给老板一个价,报给工人一个价,工人的工资由他负责发放,这样,他还可以吃个差价。


大、中、小型面包车横七竖八地停在路边,花坛上,饭店前。穿着朴素、苦着脸、木着脸,或几个人在一起高声闲聊、哈哈大笑的多是等零活的农民,而被围在中间的、穿着整齐、头梳得整齐、拿着小包的则是小老板。说成之后,一群人忽忽拉拉跟着,上了车,就开走了。



八点钟左右,南门口变得冷清起来。人几乎走光了。无论年龄大小,一二十岁的小伙子,四五十岁的妇女,五六十的老头子,胖的瘦的,弱的强的,都找到了活,被一辆辆车拉走。


这个南门口就是一个小型的人力市场,这些人力大部分来自于河南村的外地打工者和在周边村庄居住的打工者。


进南门,路两边的建筑物是老式的各式平房或简易板房,这些房子被各种商店、小吃饭店所分割。约走一百五十米左右,一个丁字路口右转,再走约一百米,前面是一大片较为宽阔的空地,空地后面有一排房子。


梁安说,“这是大队部。原来人们在村里面大队部那一块儿等活,最多的时候有上千人在那儿等。村里的车根本过不去。出了几次事,上面就不让在那儿等了。有一次,一个拉活的小老板急着走,开车把人撞死了。还有为抢人、抢活打架的,啥事都有。


南门口那儿也出过事儿,一个人没有挤上公共汽车,挂在门边上,结果被甩飞了,人也死了。人家河南村的居民不愿意了,说外地打工的把人家村里的环境弄差了,这些打工的素质低,吵吵闹闹的,让人家没有安全感。


“后来,就开始对河南村的打工者进行整治。也不知道是保安队,还是警察,赶在大队部等活的人,因为赶,又出事了。一个人怕被抓住,急着跑,撞到了公交车上,被撞死了。是个年轻人,咱们穰县老乡,来河南村住还不到一个月,老婆刚怀孕。


他妈从老家来,开始闹,好像是最后连带河南村也赔了一些钱。惊动可大。最近说是又要整顿了,还要拆迁。”


河南村里面,新房和旧房混杂,崭新的、砖红的几层楼房和空间宽阔但房子低矮的大院子交错在村庄中,显示出急进和停滞的矛盾形态。



青焕和她的丈夫王福住在大队部旁边的一个院子里。青焕今年55岁,是梁庄韩家的姑娘,他们家在梁庄辈份很高,我们得叫她姑奶。2009年,青焕在河南村南门口被一辆同向而来的小轿车撞飞,之后住院,做开颅手术,打官司,要钱。这是一个漫长的官司。


在这一过程中,青焕一家经常与我联系,托关系、找律师、找法官,包括如何上法庭,见被告,到最后,我几乎有些害怕接到他们的电话。


我从来没有来过他们在河南村的居住地。这样一个突然呈现出来的事实使我略微有些尴尬。王福姑爷迎了出来,他至多一米五多一点,黑红的、风吹雨打的一张脸,两只小眼睛倒是很亮,闪着狡黠的光。此时,他的脸涨红着,手相互搓着,不知道怎么招呼我们。


青焕的侄儿合伟从后面跟了出来,对他姑夫的木讷很是瞧不上,把我的背包拿下来,放在沙发上,让我们坐下来,又张罗着找杯子、倒茶。五十多岁的王福姑爷一直张着两只手,小眼睛笑得眯在了一起。


合伟穿着一件红夹克,蓝色牛仔裤,瘦长,头发枯黄。他说话很慢,好像深思熟虑,但又好像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思维的合理性,力求句句准确,但又句句生硬。神情里透露着一丝孤僻,一种长期被孤立所产生的自我保护。


看来,他清楚自己在村庄里的形象。他的姑夫王福也有点孤僻,一个农民保持着顽固的自我,并对周围事物视而不见所产生的那种孤僻。



我问王福,怎么没看见青焕姑奶?前几天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她还在。


“回梁庄了。在这儿弄不成。干活老晕倒,时间一长,这一片儿拉活的小老板都知道她这毛病,怕出事儿,找零工就不找她。有时候她要去,一到中午,人家就说,你走吧,别晕到这儿,负不起这责。”


“回梁庄?不治病了?”


“治啥?是后遗症,治不好了。现在连数都不认识了。10减3等于几都不知道。她还非要出去干活。刚好前几天你明焕姑奶来,我说叫她回去,转转,说不定好些。”


“那官司呢?现在到哪一步了?”


“日他妈,那人坏的很,又开始反诉咱们了,让咱们赔他钱。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你说,咱在前面骑自行车走,他在后面开车撞住咱,咱咋还要赔他钱?清是说不通。”


一说起官司来,王福姑爷就处于一种语无伦次的状态。他开始找他们打官司的材料,东翻西掀,嘴里嘟囔着,“这儿,这儿”,矮小的身体在房间里来回转着,看着让人烦恼。


我说不如我们先出去吃饭,吃完饭回来再细说,下午时间长。他马上停下来,说,好好好,吃饭,赶紧吃饭。


我们走出院子,王福姑爷指着靠里的一幢楼房说,这是房东的新房。我问他和房东有来往吗?他摇摇头,说,“这些年都没见过几面。一年交一回房租,没啥事,有啥来往?”


“那这里的村民和打工的有来往吗?”


梁安、合伟和王福姑爷几乎同时摇头回答,“没有。”


 “那年轻人之间呢?”我指着不远处的那几张台球桌,有一些年轻人正在那里打台球。


合伟缓慢地摇了摇头,“不来往。各打各的。没发现谁和谁混在一起。”


“譬如说他们村里有什么矛盾,你们都知道吗?”


“都是听说的,模模糊糊的,人家谁也不会跟咱说。”



河南村里住的外来打工者几乎占村庄总居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而百百分之八十中又有百分之八十是河南人。但是河南村的村民和河南村里的河南人从来不来往,或者,没有真正的来往。


王福姑爷一家在这儿住了十几年,他不了解河南村的内部矛盾和人情是非,河南村的变化,利益、纠纷、扩张等等与他也没有关系。在西安的德仁寨、金华村,堂哥、虎子和那个村庄的交往也只限于收房租的时候,虽然他们是这个村庄的实际居民。


我在东莞的时候,有非常明显的感觉,那些小老板们和当地居民也从不来往。早晨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出现在同一个早茶店里。本地居民带着孩子,全家老少出动,吃饭、喝茶、聊天,从容自在。


那些外地的有点钱的加工厂小老板也会带客人或自己去吃、喝,他们学会了当地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仍然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从不来往。所有关于本地的故事都只是流传,流传到了外地打工者的嘴里。


一个出租房子的虎门镇居民更不会走进这些小加工厂,去看看生活在他的房子里的那些工人如何生活,如何工作。从来不会。他们对彼此都不感兴趣。


他们生活在同一村庄同一场景中,彼此却完全隔膜。当地人依靠出租挣钱,但同时,也是这些打工者,扰乱了他们的生活。大量的打工者对河南村治安的混乱,环境的肮脏和人口的拥挤负有直接的责任。因此,驱逐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驱逐只是一种形式和心中不满的发泄。只是界定、强化各自的身份、地位的一种游戏。


河南村,不属于河南人的村庄。在这个村庄里生活的河南人只是借居者、流浪者,没有权力拥有河南村的居民所拥有的任何事物。但是,它又是王福姑爷的第二个家。他已经七八年没回穰县了,“在这儿都习惯了。回家,两三天行,时间长了都急的圆圈转。树叶落到树根上,老了还得回去。咱还得回去。”


王福姑爷在河南村的周边收废品。一开始,沿街叫着,或到工厂门口等活。时间长了,和几个厂子有固定联系,人家有废品了,打个电话,他就去。一个月也能挣两千多块钱。依靠这收废品钱,他供养他的儿子大学毕业。


“我今年五十七了,再干个五六年,估计干不动了。”


“你想回家吗?”


“不愿回家,没有回家二字。在这儿习惯了,觉得是第二个家。也没有梦到过家。”

晚上七点多钟,在外面干活的立子、红旗、成子陆续回到河南村。他们都在做建筑方面的活儿,油漆工、砌墙、铺瓷砖、木工,干什么的都有,依着活儿的地点变动奔走在北京城的不同地方。


大家约好在南门下的饺子馆等,红旗、成子先到,穿得干干净净。他们俩人在一个工地干活,铺瓷砖。这类活儿有时候按天算,有时按活儿给钱算。按活儿算,就是不管你多长时间干完,总共这么多钱。他们最喜欢后者,会连干一两个通宵,挣上一两千块钱。来钱快。红旗、成子都是1985年以后出生的人,但看起来很是少年老成。


我问他们平时和梁庄村里其他同龄人联系多吗?都摇摇头,言,“各过各的,没啥事,很少联系。”


我又问,“想过梁庄吗?想回梁庄吗?”


这几个年轻人似乎被这个问题问愣了。立子老婆在一旁说,“想啥?回家一分钱挣不来。要是俺们回家,他爹治病的钱谁出?”立子用愠怒的眼神看了老婆一眼,老婆大声抗议,“咋,我说的都是实话。”


“那想过在这儿安家吗?”


“那不可能。”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和犹豫,所有人都给了我否定的回答。




4、院子里有棵树


傍晚将近七点的时候,表姐夫青哥才从城里回到林河村。


这是深秋的傍晚,微冷微寒。一辆辆公交车停下,走出一批批的人,或过马路进到河南村的南门里,或沿着公路往两边的村庄走,个个神情漠然。这群人身上有特别明显的标示:农民打工者。


标示来自于哪些地方?宿命的表情?简陋的穿着?还是某种因对自我身份的认知而流露出来的气质?在他们的脸上,有一种被自觉认同了的命运属性。


农民被局限于一个无形但却有明确界限的围墙之内,这围墙是几千年的历史累积而成,牢不可破。农民自觉退让,围墙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坚固。


青哥下车了。光秃秃的前额,瘦长脸,穿着皱巴巴的西服,里面是红色鸡心毛衣和洗得有些发光的蓝圆领秋衣。一个忠厚、诚恳的农民。他每次来北京,都要奉表姐之命先到我家坐坐。只是,我也从来没有到过他的居住地。


离开河南村南门口的主路,向右转,约一公里多的样子,就到了林河村。林河村规模比河南村规模略小,也更安静些。在一条小路尽头,青哥指着前面的院子说到了。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院落,房子很老很旧,一排过去,七间格子房。平房低矮,门是薄的铁皮门,锈迹斑斑,有些门下半部分用硬纸壳钉着。青哥打开其中一间房门,请我们进去。


房间约有六七平米,很矮,我这样的个子,站起来几乎就要撞头。没有窗户,房间里所有的物品,凳子、桌子、案板、碗、床等等,都将就着堆在各处。屋顶横七竖八地拉着各种线,墙上白色的石灰脱落殆尽。左墙上面斜钉着两个宽厚的长木条,下面用一根木头顶着,这间房的墙体已经有点倾斜了。


床是用砖头支起来的一个木板,上面堆放着被子,衣服和杂物。靠门左边是一个用几块木板钉起来的简易桌子,上面放着一个长案板,案板着放着半个包包菜,两个半把面条、盐袋、醋瓶、洗洁精瓶、塑料盆和大瓷碗等等,油烟把墙上蒙的一层塑料熏成了油黑色,硬直地挂在窗户上。


桌子下面是一个白色的、圆形的装乳胶漆的桶。我在很多出租屋里看到这样的桶,用来装水、米、面,或腌制酸菜。靠右墙边堆着一些长铁条、自行车篓,钢精锅,纸箱子,各种塑料袋。房子中间是一小片不到三块瓷砖的空地,那朱红色的瓷砖,发出刺眼的光。



 “青哥,你咋连个电视都不买?这样呆着,会傻的,至少得有个电视吧,看看新闻,知道发生啥事了。”我有些着急,不解,我被房间的简陋、粗糙和那种封闭的气息弄得诧异了。没有任何精神的意味,也没有任何放松、悠闲、丰富和湿润,就好象一条深海里的鱼,被死死地卡在石头缝里,不能动,也看不到任何事物,一任黑暗的、冰冷的水流过。


青哥并不是迟钝之人。他的眼神所透露出来的柔和和细腻,他整个动作和话语的内向和怜悯,都可以让人觉察他内心丰富的情感。


青哥笑着,用手挠挠头发,说,“也不是没有,有个小收音机,晚上回来听一会儿,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也许看到我的夸张表情,他补充了一句,“晚上干完活回来,一般都得七八点,再做饭吃吃,都九点了。没有时间看电视。”


我张嘴想反驳他,他又赶忙补充一了句,“知道又有啥用呢?咱一个打工的,干咱的活。不过,你看,前面有棵大树,一到夏天还怪凉快。”青哥朝外面指了指。正是深秋,院子里那棵高大的杨树已稀疏苍老。领居的一个胖大嫂正出来倒水,她一边朝我们这个方向看,一边把水往花坛里浇。青哥的思维突然转向了那棵大树,我一时有点迷惑。他想向我说明什么呢?


青哥说话声音很平和,带着一点点软弱的、温柔的语气在里面。在表达感情时,总是笑笑的,习惯性地抓挠着头发。此时,他坐在房间唯一的那个矮凳子上,左腿跷在右腿上,上身朝着大腿部挤压,仿佛要把自己缩起来。


 

我是2004年来这儿住的。一开始,房租一个月50块钱,后来涨了20块钱。这几年房东也怪好,没有涨。这房间里的东西也是房东的,一般租房都是给你张床,给你个坏桌子,就行了。


这村子的人,本地村民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住的基本上都是打工的。村子等着拆迁,等几年了。哪一家都至少有两个院子。打工的和村子里的人基本上不来往,我住那个院子,是别人帮着看的,房东连收水费电费都不来。有的和房东住在一个院子里,你那儿要是来个人,说话大声,喝个酒他都不愿意。娃儿们哭一下闹一下,都不愿意。有些人有歧视,说话口气能感觉出来。


我来北京有11年了。一开始来砌墙,跟着工地走,没有租房子,住在工地上,那可辛苦,冬冷夏热,受罪的很。2002年的时候,一天50块钱,在当时要说是不算低。天不明都起来,五点半左右吧,六点多都上工,十一点半收工,吃饭,下午一点上班,晚上五六点收工。就在工地上。有啥娱乐活动?吃罢饭,嘴一擦,有的上街转转,有的歪那儿休息,有时玩个牌。我不喜欢来牌,有时买个闲书,打发个时间,看小说,都是在街上胡乱买的,一本书四五块钱。也看算命的书,麻衣相法,求财的,胡看的。在双兴小区,干有三年,有时候工地上包点活,粉刷,砌砖。挣得多的时候,一月能到快2000元。


后来老乡说这边的工钱高,一天55元,我就过来了。也干有二年,还是在外边工地。2006年的时候,人家说搞家装工资高一点,就想着干家装,在室内干,条件应该好一点。一开始也不行,原来在工地上管吃管住,现在没地方住了,得自己租房子自己吃,有时候还找不到活。


慢慢活多了,涨到80块钱。2007年底2008年初的时候,一天都涨到120元,2009年又涨,到2010年到150元左右。干的好的话能给到180元。啥叫好的?意思就是数量上和质量上都给人家有保证。干这活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大致是多少,是啥样,你偷奸耍滑大家都知道。也会遇见坏人。去年秋天,有一个坏货,都是老乡,说在一块儿做点活,到时平分,我就找几个活做的不错的,干了一个多月,到最后算算,一天才顶100块,那段时间市场价都到了二百五六。大家都不愿意,但是,是人家联系的活,钱在人家手里,没办法。最多以后不和他合作了。在通县白庙那儿干过一个活,五六天,一天顶四百多。不过这种现象很少。2010年在这儿干11个月,拿回去两万多块钱,2011年在北京干有八九个月也拿回去这么多。


那几年上哪儿攒钱?一年到头,从北京回去的时候,一般能带上一万元,最多一万五,回家花花,也没啥了。这两年好一点,能挣个四五万,不过家里花销大,人情世故,一年得一万多。我在这儿一年日常都得一万多。落到手两万多。我给你算算:


房租:70元


烟:一天一包半多,一包3块,一月150元


电话费:100元


生活费:一天20元左右,一月约700元


日用品:卫生纸、肥皂、牙刷牙膏、洗衣粉等,一月约50元


一月总计:约1100元


就说这一天吃饭的花销吧。早晨:3元。一碗粥1块钱,三四根油条,一根五毛钱,有些五毛还买不来,这得2元钱。鸡蛋不敢吃,那又贵了。中午:10元左右。在工地,没地方吃饭,有时有盒饭,一般都是买最便宜的,十来块钱;要是没有卖盒饭的,就在小饭馆吃,得多花俩,吃碗拉面,有时要个小凉菜,再喝瓶啤酒,得十几块。咱很少吃肉,随便一盘都得二十块以上。实在想吃了,就自己割点肉,食堂吃肉那多贵。晚上:6元钱左右。鸡蛋面条,弄个西红柿,加点青菜,有时候买个包包菜,一吃吃几天。偶尔也请一块儿做活的老乡吃个饭,又得几十块钱。其实每个月也都要超过800元。


这还不算从老家到北京来回的路费钱。我一年至少回去两次,原来种地,麦收、秋收都得回去收。这两年没种地(地租给别人,一亩地给三百斤麦)了。那回去也不少,一年至少在家两个月。主要是你表姐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个小卖部,她一个人照顾不过来。这来回路费算下来又得千把块。


(那表姐怎么没想着来?平时不想表姐吗?)


家里还有一摊子,走不开。有啥想哩。时间长了,主要是想屋里的事。小卖部,二胖的学习,房子咋样?不过也是干操心。年内你表姐不合适,做一个子宫切手术,我回去一星期。这儿又有点活,老板打了可多个电话,非要我回来,我又回来了。刚好大胖回去了,要是不回去,真不知道咋弄了。


你表姐心里也不美气,身体都成那样了,也照顾不成。可是她也想叫我过来。那你说咋办?都是为维持这个家。你还想挣俩钱,还想在屋里,哪儿恁美的事?

 

在说话的时候,青哥的两只手一直相互抓着、挠着,手掌有些部位是粉红色,还有过敏的痕迹。1995年冬天,我在南阳读书的时候遇见过他,他正在我们学校的建筑工地上干活。当时他手里拎着泥包。他的整个手背裂着无数的口,从里面浸出些黄色的脓水,这些脓水混合着沙子、泥,成糊状溢流在他的手背上,手心也红肿着,有些地方翻着红肉。那双手有些触目惊心,所以记忆很清晰。



在北京的郊区,尤其是像河南村这样的城乡结合部村庄,我见到很多如青哥这样的出租屋。几将废弃的房子,主人简单收拾一番,或者,就在自己院子的空地里,临时搭一些简陋的板房,出租给打工者。


青哥的房间有一种显见的匮乏。这一匮乏是属于个体生命的内向的而又舒展的东西,是作为一个人所应该拥有的悠闲、丰富。一盆花,一幅画,干净的地面,整齐的床铺桌椅,等等,都可以看作人对生活的信心和内心的某种光亮。青哥的房屋显示了他这一层面的枯燥、封闭和压抑。他被剥夺了,或者说自我剥夺了除挣钱之外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切,哪怕最微小的那一点。完完全全的枯燥。没有一点空间和亮光。他在这个城市,仿佛一个小偷,不光彩地偷一点钱,没羞没耻地生活。他的小屋就是这一不光彩的存在的表征。


“前面还有棵大树,一到夏天还怪凉快。”聪慧、细腻如青哥,他懂得最微妙的感情。他看见了那棵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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